為了見證歷史／陳世敏
2008年伊始，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舉辦了一場報禁解除二十週年的研討會。研討會的型式和內容，比照一般學術研討會，發言者都提交了論文或發言大綱，便於留下紀錄。第一本紀錄就是你面前的這一本小書「關鍵力量的沉淪—-回首報禁解除20年」，另一本，則收錄了比較偏向當前媒體政策討論的論文，暫名「台灣媒體再解構—-重建媒體新秩序」，作者們正在緊鑼密鼓修訂改寫論文初稿，預定由鄭瑞城城教授編輯，年底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出版。
這一年毋寧是不意外的報業冬天。之前報紙關門的關門，裁員的裁員。氣壓很低，天氣又冷又暖令人不知所措。幾乎沒有一家報紙意識到關乎報業存續的那一紙解除禁令，倏忽已經二十年，報面上幾乎看不到報禁解除相關新聞或評論；另一方面,幾乎所有報紙(媒體)都自動靠邊站，分成藍綠，正為2008年總統候選人造勢廝殺。連中視八點檔新聞播報員都不忘記在新聞結束之前，提醒觀眾一句：「接下來請收看『馬英九愛鄉筆記簿』。」她講得這麼的自然，以至於我沒聽到過去電視台偷偷把置入行銷節目塞進晚間播出節目表時，聲音裏常有的那一絲絲的羞愧和靦腆。這方面民進黨也不落人後，同樣把廣告節目化，甚至把廣告置入戲劇節目的台詞裡。
當真一切都改變了？媒體和媒體人可以為藍綠、為統獨而激情，無視於台灣走過四十年報禁歲月的傷口還未撫平，也對二十年報禁解除歲月帶來的所有亂象無動於衷？
這一天，除了工商時報一篇社論，各報基本上並未特別為報禁解除規劃專題。
如果不是台灣民主紀念館重新開館，展出吳三連史料基金會策劃的「走過報風雨」展覽，報禁解除二十週年幾乎無媒體關心。對於攸關媒體發展的此一大事，各家報紙竟如此輕描淡寫，這毋寧咄咄怪事，也顯見台灣的媒體工作者缺乏社群集體意識，既沒有共同尊崇的專業價值，也沒有表現榮辱與共、相濡以沫的革命感情。這是一個自我遺忘的行業。
但歷史會記注意2008年。除了卓越新聞獎基金會之外，勉強只有兩個民間團體提供了發言平台，讓媒體人見証報禁的曾經存在與曾經解除，低調地渡過解禁二十週年。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在它的網頁上，開闢了一個報禁解除部落格，吸引了六十幾篇文稿；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的「目擊者」雜誌，出版了報禁解除二十年專刊，題為「走過『報』風雨」。這兩個單位的作者，有部分文稿被收錄在本書裡。相對於主流媒體的冷漠，這三個民間團體，為二十年台灣報業見證的心情，油然流竄在本書的字裡行間裡。當一切成為過往，後人看到的，將是媒體人專業生涯沈淪的故事—-無疑的，這是台灣傳媒一頁屈辱的歷史。翻開本書任何一篇文章，你都會感受到媒體人的屈辱無時無處不在，有時候甚至超過戒嚴時期。可以說，他們的發聲，是為了替自己—-同時也替那些由於種種裡由不得不先行離開傳媒這個行業的同業們—-見證一個專業精神全面淪落的年代。
本書書名「關鍵力量的沈淪」，其中「關鍵力量」逕指自由民主報業（大眾傳播媒體），題中之義十分明白，不論學界或業界，早有共識。報業體制固然是政治制度下的一個次系統，受政治體制制約，但是在民主自由的環境裡，報業常常可以是促成社會品質提升或下降的一股力量。當關鍵力量變成腐敗的力量或與政治共謀的力量時，其後果比報業缺席還可怕。「媒體是社會亂源」一語，誠然道盡了當代台灣人對大眾傳播媒體失職的無奈心情。
媒體人則是羞愧。書中好幾位橫跨報禁與解禁兩個時期的資深媒體人，居然不約而同「懷念」起報禁的日子。他們說，戒嚴報禁時期，媒體是統治者的侍臣、政治的打手，雖然媒體工作氣氛肅殺，但他們覺得至少當記者有尊嚴；現在自由了，專業卻受到踐踏，他們反而人前羞提自己是記者。這是一個尚待歷史學家論證、命名、蓋棺的世代。它的特徵是傳媒不問是非、只問利益—-包括商業利益。
戒嚴時期報業問題不少，多數屬於政治禁忌問題，媒體人較少去碰觸或衝撞；報禁解除後，報業問題照樣一籮筐，反倒是大家疲了，業界一派冷漠。
作為本書編者，我比較喜歡閱讀各行各業人士如何走過屬於他們的專業舞台的人生悲喜，而把有關媒體專業的大論述，留給社會。畢竟，論述的過程就是社會認同的過程。噤聲，無異默示我們認同了「媒體是社會亂源」的指控。
凡事總有個起頭。本書的問世，象徵著非主流媒體人自我反省的可能度和深度。編者借用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詩句，來比喻非主流媒體人的心情和處境，將二十篇文章拼貼成四部分：橫眉(思索變局)、冷對（沈澱激情）、俯首(舔拭傷口)、孺子（尋找力量）。既是拼貼，便隨意興所至分類，重在趣味，求個熱鬧罷了，不是跟隨著什麼相應的嚴密思想理路。不過，題外之義倒有一個：我們迫切需要展開有關傳媒的結構與社會功能的大論述，來拯救報業（傳媒）—-也拯救台灣的民主。
報業重整救台灣？這真是報業不可承受的世紀之重。但是理論上是這麼說的：缺乏自由的報業，民主不過是鏡花水月一場。這個理論在各國經過一再的挑戰和試煉，似乎未根本動搖。它依然是自由報業所以存在的命脈所繫。它依舊是傳播學的基礎理論之一。報業與民主的關係，歷經現實檢驗，絕對不是一個假命題。如此說來，報業的結構性重整，必須是台灣民主進程不可迴避的一環。在報禁期間這一段所謂「威權民主」時代，台灣報業是統治者的侍臣或婢女，史家已有定論；至於報禁解除之後報業與民主的關係，大論述如何開展，如何書寫，正考驗著所有媒體人的智慧呢。讓本書作為「台灣媒體與民主」這個大論述的起步資料，正是編者的一個小小的心願。
感謝20位作者的配合，使這次小小的對話成為見證台灣媒體走過報禁與解禁兩個時代的紀錄。特別感謝邵玉銘教授。他是報禁解除當時的新聞局長。他回顧解除當時的大環境，考量大局，決定「完全開放」的過程，總算揭開了報禁解除以來諸多傳聞的疑團。他說明了這樣的決定沒有來自高層的任何壓力，也對解禁功過做了異於專業人士的評價。我覺得這樣的交鋒是很有價值的。邵教授的歷史評價，與傳媒第一線工作者的專業評價，不是立場的不同，而是層面、過程、長短期總結的不同，恰好與其他文章有互補作用。未來任何關於台灣傳媒前景的進一步對話，也許可以從這裡起步。
本書以吳豐山先生的大作殿後，是吳先生看到政策和結構出了問題，並剴切指出政府對報業（媒體）政策的責無旁貸，正好呼應了此前許多媒體人的呼籲。
的確，開放而無政策，落得媒體失序，社會受傷，真是為德不卒。一個負責的、有反應的政府，絕不應坐視媒體的沈淪。傳媒專業化的相關體制，百廢待興，恍如荒原。吳先生一針見血之論，不知道2008年「完全執政，完全責任」的新政府聽到了嗎？
本書截稿時，正值2008年1月立法委員選舉結束。早先知識界期望甚高的的第三勢力，夾在藍綠兩大勢力之間，左衝右圖，終未能一酬壯志，令人失望。在資深媒體人林照真看來，媒體忽略了對第三勢力的報導，或許不無關係。這是有關媒體與社會的新話題，值得我們持續加以注意。感謝林照真同意轉載「媒體與第三勢力」一文，作為本書附錄。
感謝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的協助，促成了這次「報禁解除20年研討會」順利舉行；記協會長陳曉宜、記協「目擊者」雜誌總編輯謝文、記協其他成員的配合奔走，功不可沒。台灣媒體各相關專業團體，如中華民國編輯人協會、台北市新聞記者公會、中華民國新聞評議會，這幾年全面潰散，幾乎完全沒有活動。媒體的公益事務無人聞問。若非記協的努力，報禁解除20年這一個天大地大的事，或許就這麼無聲無息跟我們社會擦身而過。
此外，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董事長管中祥和董事們，身為媒體人，舉辦網上研討會關心媒體未來的事，意義自是非比尋常。編者衷心感謝他們他們的協助。本會執行長邱家宜、秘書陳靜雲、林長瑤、王蓓霞，也在研討會籌辦和本書徵稿、出版過程中，打理聯繫，諸多貢獻。在這裡謹代表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會謝謝她們的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