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日本有亞洲嗎？
陳芳明／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地理名詞可能是抽象的，不具任何意義；例如說：亞洲、東亞、東北亞、東南亞，都是屬於概念上的地理名詞。抽象名詞一旦刻意注入流動的政治權力之後，鮮明的歷史意義與歷史記憶就會浮現。誰有能力使平面的地理名詞產生高度的政治意義？誰有權力在地圖上劃出東北亞與東南亞的清楚界線？亞洲的定義原就無需定義，但是在權力支配之下，或是在帝國慾望的想像中，遂製造了許多歧義性的亞洲。
凡是走過戰爭年代的亞洲人，都不會忘記亞洲一詞所暗藏的中心與邊緣之間的權力關係。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所釀造出來的「脫亞論」，以及在發動大東亞戰爭前夜所鍛造的「興亞論」，在記憶裡始終牽動著亞洲人的敏銳情感。脫亞與興亞兩種論述裡的亞洲，絕對有其特定的政治傾向與文化意涵。脫亞，意味著刻意要掙脫落後的亞洲。興亞，則是要使可資利用的亞洲興起。前後兩種亞洲的定義，並非取決於亞洲人民的政治共識，而是單方面由日本的帝國意志來決定。何時必須掙脫亞洲，何時必須興起亞洲，也全然由日本的帝國慾望來裁決。
縱然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脫亞論與興亞論的思維方式，仍然還未在日本社會退潮。帝國的想像，依舊還是如幽靈那般，以不同的語言與不同的形式不斷回轉到日本人的思考。這種傾向在戰後日本的媒體表現得最為清楚，從報導到評論，足供窺見集體無意識潛藏的權力慾望。不經意的語言往往是內心世界最真實的表白，脫亞論與興亞論的思維模式，千絲萬縷地與戰後政治論述緊密聯繫起來。閱讀日本報紙，幾乎可以透視日本權力人物的思考深處之風吹草動。
卓南生教授的《日本的亞洲報導與亞洲外交》是觀察日本社會與閱讀日本媒體長達四十年所獲得的深刻見解。浩浩蕩蕩的文字，既具知識考掘學的洞識能力，也具有揭露東方主義思維的批判精神。游走在他的文字之間，不僅是一種政治考察，而且也是一種歷史閱讀。在華人世界裡，能夠對日本政治發展提出即時而又細膩的評論，也許並不多見。至少在台灣社會內部，幾乎無法找到如此具有洞察能力的發言者。卓先生能夠完成一部結構緊湊的研究專書，絕非只是依賴他早期的留學經驗，當然也不只是求諸於每日的報紙閱讀。最主要是因為他是一位新加坡學者，致力於對整個東亞歷史的研究。長期處於東亞的邊緣位置，使他能夠對客觀形勢變化掌握全局的視野。更重要的是，他無法忘懷日本曾經在戰爭期間佔領新加坡的歷史記憶。正是強烈的歷史意識與政治警覺，驅使他挺起批判的筆。
從明治維新以降，一直橫跨整個二十世紀，日本始終壟斷亞洲一詞的解釋權。縱然經過慘痛的戰敗經驗，帝國之夢仍然還在持續燃燒。只要帝國火焰沒有熄滅，日本在想像中建構起來的亞洲圖像，就永遠與真實的亞洲劃開無法對話的鴻溝。卓先生的觀察之所以充滿說服力，就在於對每個事件議題背後，他能夠徹底揭露日本的亞洲想像之虛構。
他的思考方式，頗近於薩依德（Edward Said）在《東方主義》一書對西方殖民文化所展現的批判。薩依德指出，西方帝國在近代養育出來的殖民慾望，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歷史上建構起來的東方想像。在殖民論述裡，東方是沒有文明的，注定是永遠停留在惡性循環的歷史經驗。能夠使東方獲得救贖的唯一之道，就是祈求西方帝國施以援手。日本的脫亞與興亞論述正是西方帝國的東方想像之翻版。由於明治維新使日本優先抵達現代化的起跑點，遂自認為是先進的、文明的國家。在其殖民論述裡，日本有計畫地把現代化的優先性，轉化為文化的優越性，從而以上國的姿態凌駕於亞洲其他各國之上。
書中第一部份：「日本的亞洲報導與亞洲論」，便是致力於探討日本在戰前是如何建立南方或南洋的想像，以及在媒體報導中，如何進一步把南洋想像轉化成為帝國權力的延伸。當日本以「救世主」的身段降臨南洋時，那種佔有慾的實踐，幾乎已到達西方帝國之東方想像的高度。卓先生更為精闢的論點，便是揭露日本媒體對亞洲政治的選擇報導。凡是有利於帝國的開展，就可容許納入新聞報導的體制。遇到不利時，便採取視而不見的策略。
具有強烈批判的薩伊德，在《遮蔽的伊斯蘭》（Covering Islam）書中，也同樣戳穿西方帝國的新聞製造。Cover一詞，既有報導的意涵，但同時也有遮蔽的意味。薩伊德旨在提醒帝國權力者，西方媒體對中東伊斯蘭文化的報導越多，對真實的回教社會就遮蔽越多。這種媒體的性格，正好也在日本的亞洲報導獲得同樣的印證。卓先生研究的重要意義就在此彰顯出來，歷史上的日本從來就沒有意願面對真實的亞洲。他們寧可選擇想像的亞洲，並且依照自己的主觀願望量身訂造一個他們樂於擁抱的理想亞洲。正是這樣的思維方式，使日本媒體文化淪為不折不扣的新聞製造業。
書中的第二部分：「從亞洲看日本的變與不變」，與第三部分「日本與亞洲．世界的對話與溝通」，都是透過事件的發生，透視日本媒體的亞洲論述。無論是派兵海外或是爭取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都再三顯示日本雖然位在亞洲，卻從來不把自己視為亞洲的成員之一。從邊緣的角度看日本，終於不能不使人提出這樣的問題：日本有亞洲嗎？
這個問題並非是孤立的。韓國學者白永瑞，延世大學的歷史系教授，曾經發表一篇文章題為〈中國有亞洲嗎？〉。白教授的質問極為犀利，充分顯示韓國知識份子的焦慮。面對中國在二十一世紀以大國崛起的姿態出現在亞洲版圖時，富有歷史記憶的韓國學者，不能不提出嚴肅的省思。飽受日本殖民與美國干涉歷史經驗的朝鮮半島，見證大國陰影從亞細亞大陸投射過來時，他不能不說出內心的真實感受。有一天，中國必然要積極介入亞洲的事務。如何避免重蹈日本殖民與美國干涉的歷史覆轍，就有必要對記憶中的傷害進行一次思考上的整理。
在這個意義上，卓南生教授的研究成果也許就不只是針對日本媒體文化。所謂亞洲，絕對不是意義單一的亞洲，更不是權力慾望之下的扁平化亞洲。在新世紀，為什麼亞洲各國對日本與美國仍然抱持高度警戒？為什麼過去的帝國對亞洲伸出正義之手時，都引發恐懼的記憶？凡是經歷過殖民經驗與後殖民經驗的亞洲人民，都會拿同樣的問題去質問北國的日本。在亞洲內部，流動著複雜、繁瑣、重疊的歷史情緒，那是來自長期受到帝國欺罔、哄騙、壓榨、掠奪的歷程積累而成。懷抱著這樣的情緒，亞洲與日本之間看不見的緊張對抗就永遠存在。
承受殖民地記意的台灣，有多少知識份子如卓南生教授那樣認真閱讀日本？輕易放棄歷史意識，幾乎就等於是放棄國家的主體意識。以現代化一詞來取代日本殖民的記憶，從而對於帝國完全失去批判能力，似乎是台灣知識界最墮落也最衰弱的精神表現。閱讀卓教授的著作，絕對可以使台灣知識份子重新走過歷史的記憶，並且也喚醒喪失已久的自我意識。所有亞洲知識份子在閱讀日本之餘，也要認真閱讀自己，帝國的幽靈便不可能捲土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