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我在日本怎樣摸索新聞學的道路／卓南生

　　「我們總算走上了留日的道路！」

　　40多年前抵日後不久，在一份留學生刊物上看到了這樣的標題，令人感觸良深。對於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最早的幾批亞洲留學生來說，要走上「留日」這條道路，並不是那麼容易。
　
　　首先，是戰爭的陰影猶存；其次，是各方對日本學術的評價及留日後的出路，與其說是正面和樂觀的，不如說是負面和悲觀的。

　　「到那神風敢死隊與憲兵隊的故鄉，到底能學些什麼？」

　　「日本的一切，充其量只是歐美的仿照。同樣是付出寶貴的青春到海外取經，為何不直接前往歐美？」……

　　在獲悉我決定到日本留學時，幾乎周圍所有的師輩、親戚和朋友都異口同聲發出反對的聲音。

　　「戰後的日本有異於戰前，飽受戰火洗禮的日本人應該會更加珍惜和平。」

　　「在亞洲研究亞洲問題，應該更為實用。明治百年以來日本近代化成功與失敗的經驗，可以作為我們的借鑑。」

　　「正因為這是一條人們少走的道路，更具有挑戰性！」……

　　不少與筆者同輩的留學生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踏上了「留日」的道路。不過，坦率地說，出國前師輩和親朋好友的勸阻，卻在筆者和同年代留日同學的心坎上深深地打下了幾個問號，並迫使我們無時無刻不在觀察與思考下列問題：

　　「戰後的日本是不是真的有別於戰前？」

　　「日本是怎樣看待亞洲的？」

　　「到日本，到底能學些什麼？」

　　正是抱著力圖探明上述問題真相的意識和態度（日本人所說的「問題意識」），不少與我前後期留日的同學都十分關注日本各個層面的動靜與變化，並通過不同形式（信件、聊談或向報刊投稿）向親友或國人報告他們在日本親歷其境的體驗。在有關日本的資訊還不那麼多的時代裏，這些一手的體驗記或來自日本的通訊稿，不失為人們瞭解日本的一個管道。

　　筆者是學習新聞學的。打從抵日第二年（1967年）開始，為了學以致用，便開始為新加坡的兩家中文日報《星洲日報》和《南洋商報》（兩報於1983年合併為《南洋‧星洲聯合早報》，簡稱《聯合早報》）寫通訊稿。於是，詳閱日本各家大報，便成了我每天的基本作業。1973年，筆者回國出任《星洲日報》社論委員兼研究主任。在此之後的16年間，作為國際時評工作者，閱讀日本各家報章，從日本的「視窗」尋求中英文傳媒之外的不同資訊與日本輿論走向，更成為我工作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便是1989年轉入學界之後，日本媒體仍然是我接觸與研究的物件。

　　「日本人是怎樣看待亞洲的？」

　　「日本的大眾傳媒怎樣報導亞洲？」

　　「日本的亞洲觀與亞洲外交的基本論調與特徵是什麼？」

　　在過去的40多年裏，這些問題始終縈繞在我的腦海裏。日本大眾傳媒的亞洲報導與亞洲論及日本的亞洲政策走向，遂成了我在撰寫評論與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課題。

戰前戰後有何差異？

　　正如前面所述，筆者是抱著「在亞洲研究亞洲問題」的殷切心情與願望到日本學習的。但坦率而言，這一想法在我抵日後的第一個年頭，就已被證明是一廂情願和行不通的。不論是在大學校園裏和同學交談，還是與左鄰右舍的市民對話，筆者都深深感受到日本人對亞洲（特別是東南亞）關心程度之淡薄及知識之貧乏。至於一般知識份子的亞洲觀，不是停留於空洞無物的觀念論（它具體地體現在當時流行於自由派的學者與學生當中），就是從戰前的亞洲論中求靈感。在上世紀50、60年代，由於戰爭結束不久，那些戰爭期間為配合「大東亞聖戰」而出版的刊物，在舊書店還堆積如山。在東京神保町的舊書店街，日幣20圓、50圓的書比比皆是（當時一美元可兌換360日圓）。

　　翻翻上世紀30、40年代的出版物，再看看當時日本論壇上某些亞洲問題專家、學者的言論，不少亞洲青年不能不驚歎兩者的論調和思維之相似。20世紀60年代日本財界一度甚囂塵上的「麻六甲生命線論」是一個例子；某些專家把「戰後的印尼」比喻為「戰前的滿蒙（滿洲和蒙古）」，大談「印尼是日本的生命線」是另一佳例。

　　不僅如此，為了協助官方與財界制止上世紀60、70年代東南亞的「反日」浪潮和改善日本的形象，日本的新老「東南亞通」們更傾巢而出，出謀獻策。特別是在1972年，在泰國學生由於不滿日本經濟勢力的長驅直入和不把泰人看在眼裏，而發動了為期十天的抵制日貨運動之後，日本的大眾傳媒與大批的專家、學者都被動員到當地「考察」和「調查」。1974年1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東南亞時，遭遇泰國和印尼學生的遊行抗議和暴動事件，上述報人、專家與學者更是急於開列各種旨在緩和雙方矛盾的「藥方」。1如果將這些「東南亞通」與戰前和戰爭期間的「南洋通」或「宣撫官」2相比，不難發現兩者有其共同之處：與其說他們是在認真檢討日本南進國策之是否失誤，不如說是旨在通過「文化力量」等手段達到「感化」對方的目的。戰後的「文化交流論」與戰前旨在掌握人心的糖衣炮彈——「文化工作論」最大的區別究竟何在？這不能不令人感到迷惑不解。

　　至於在日常生活中，常有人向我們提出下列問題：「新加坡人是不是也吃大米？」或者「你們對日本有何期待？」（典型的小國對大國的「期待論」 ） ……這些提問既流露出日本人對亞洲的無知及潛在的優越感，也間接宣判了我們渴求的「在亞洲研究亞洲問題」，其實是一廂情願的美夢。

　　在研習新聞學的過程中，筆者也曾想過尋找一個有關日本與亞洲的研究題目來探討，但認真翻閱前人的研究書刊目錄，幾乎找不到一篇相近的研究論文。日本的新聞傳播學者是不是真的都與亞洲毫無交往而對亞洲毫不關心呢？我曾經存有這樣的疑問。不過，在翻閱師輩們的著作與戰前的記錄及經歷過諸多「文化震撼」之後，筆者得出如下的結論：日本的專家學者之所以與亞洲人難以坦誠溝通，僅僅歸因於戰後日本報界、學界的「脫亞」心態及他們對歐美文化的推崇，並不能說明所有的問題。

　　原來在當時學界與報界的圈子裏，有不少知名的新聞學者和新聞工作者是與「亞洲」有著深厚的淵源的。對於其中的某些人來說，「亞洲」簡直是他們的事業與人生生涯中永不能磨滅與遺忘的重要部分。在抵達東京向日本新聞學界取經的第一、二個年頭，筆者就遇到了這麼一位與「亞洲」密不可分，而令我迄今仍難以忘懷的人物……

東京拜師的文化衝擊

　　那年筆者從新加坡轉到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新聞學系，成為二年級的插班生時，就和日本的同學們一同選修了一門據說是非常著名的新聞工作者酒井寅吉老師的課——「現代新聞事業論」。這位老師究竟著名在哪裏？當時日語還似懂不懂的我不很清楚，只知道他曾經是《朝日新聞》的大牌記者及在新聞傳播學界頗有名氣的《綜合新聞事業》季刊當主編。

　　上完第一堂課，我和酒井先生打了個招呼。先生聽說我是來自新加坡的留學生，似乎感到有些突兀。他愣了一陣，然後恭恭敬敬地向我鞠了一個躬，說了聲「對不起！」，即悄然離開課堂。

　　我一時轉不過來，不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往後仔細打聽，才知道他是當年新加坡淪陷時，親自目睹並報導了有「馬來之虎」之稱的山下奉文將軍勸降英國白思華將軍，迫使後者在「Yes」與「No」之間作一抉擇的會談而馳名天下的《朝日新聞》「從軍記者」（即隨軍記者）。他曾在《大阪朝日新聞》夕刊連載長達33篇的〈馬來戰記〉，並「以其美麗的文筆博得百萬讀者的喝采」。酒井在回返日本之後還四處演說，介紹東南亞人對日軍熱烈的歡迎情景，成了當時報界的紅人與「演說記者」。

　　不難想像，作為「大東亞聖戰」的隨軍記者，酒井先生當時所寫的「戰記」報導及其「演說」有著怎樣的內容。問題是，在戰後，作為一名自稱頗有「反骨（造反）精神」的新聞工作者並被捲入「橫濱事件」3的酒井，到底怎樣看待自己戰爭時期的戰地報導，及如何總結與評價其「從軍記者」的作用與影響？很遺憾的是，在整整一個學期「現代新聞事業論」的授課中，我聽不到任何這方面的話題。

　　筆者是在1942年4月，也就是日軍於同年2月15日（農曆正月初一）攻陷新加坡並將之易名為「昭南島」的兩個月後誕生的。對於日軍佔領下三年零八個月的恐怖日子，我雖未留下什麼記憶，但孩提時從親歷其境的長輩的談話中，從小學時期同班同學喪失父兄、親人的具體例子裏，可以肯定日軍的南侵行為與「大檢證」4的屠殺事實是鐵證如山的。在日軍侵佔新加坡時擔任「從軍記者」，高舉《朝日新聞》報旗衝入新加坡的樟宜監牢，比日本侵略軍還搶先一步「解放」被關於監牢的日本人的酒井先生，當時是怎樣記載這段史實的？他在戰後又是如何總結這段歷史的呢？在戰後的大學講壇上教授「現代新聞事業論」，強調要「客觀報導」與傳達真相的新聞學者，其內心的真正看法是什麼？我是非常感興趣的。

　　有一天，筆者在神田的舊書店看到了酒井先生戰後寫的〈馬來戰線從軍的回憶——抓住「轟動世界的特種類（新聞）」的昭南事件的記者〉的回憶錄。5閱畢不禁震驚不已。原因是口口聲聲強調「客觀報導」與傳達真相的新聞學老師，在戰爭結束已逾十餘載的50年代末期，對於自己美化戰爭的舊著《馬來戰記》，居然還持以「同樣的心情」。他寫道：「我並不存在著諸如對戰爭的『罪惡感』之類的心理壓力。」

　　從酒井先生的上述看法，以及他戰後一字不提「新加坡大檢證」事件，但卻緬懷其《馬來戰記》中歌頌亞洲人認同「相同膚色」的日本兵並視之為弟兄的內容這一態度，不難看出戰後的酒井先生對「大東亞戰爭」的基本態度依然停留在戰前和戰爭期間。

　　對此，筆者當時受到的「文化震撼」是巨大的。我曾想進一步瞭解當時的情況並與老師論理，但據說他已離開世間。酒井先生在課堂上遇到一個在他作為「從軍記者」紅得發紫的頂峰時期誕生的受害國青年，到底持以什麼心態？他見到我時，為何要鞠個躬並說聲「對不起」，對我來說，迄今仍然是一個謎。

　　如果說，酒井先生這名前「從軍記者」是我留日期間最早接觸的、與亞洲關係密切的新聞學者的話，在上世紀60年代末期與70年代初期我所接觸的著名新聞學者當中，與「亞洲」和「戰爭」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老師，尚有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的殿木圭一教授和戰前任職於東京帝國大學新聞研究室（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的前身）、戰後在立教大學任教的小山榮三教授。殿木教授在戰爭期間曾被日本同盟通信社（日本共同社的前身）派往馬來半島，小山教授在戰爭期間則著有《戰時宣傳論》，是積極主張加強對亞洲佔領地展開「宣傳和言論對策」工作的著名新聞學者。殿木先生對留學生非常親切。我曾表示要研究有關日本佔領新加坡與馬來半島時期的新聞史，他說那得去打聽是否有足夠的資料。一個星期後，殿木老師告訴我這方面的資料已不存在，建議我換個研究題目。在談及他在馬來半島的經歷時，殿木老師談的都是一些輕鬆的話題。從他口中，我從未聽到有關日軍統治馬來半島的真相及日軍當時的新聞方針和政策，有的只是日常生活的趣聞。

　　在立教大學的研究生院上博士課時，修小山榮三教授必修課的學生只有我一個人，這些課大都是在大學附近的「喫茶店」（日式咖啡店）上的。我曾多次表示想瞭解戰前日本思想界和輿論界的狀態及他對其戰前著作的看法，但都被引到其他「開朗」的話題並提前下課。

　　從殿木教授和小山教授的反應中，我知道，要從與戰前的「亞洲」及「戰爭」關係頗深的日本新聞學者口中獲得相關的資訊，是不可能的。也許正是因為這樣的政治土壤與氣候，戰前、戰時日本「從軍記者」、「報導員」的「戰記」及當時新聞理論家們的輿論宣傳活動和理論，在戰後也原封不動，而未受到應有的反思和「檢證」（驗證）。

　　這樣的情況當然不僅僅發生在殿木和小山身上。就我所知，在戰後的日本新聞傳播學界，不少頗有名氣的學者也有著類似的情況。其中包括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第二任所長千葉雄次郎教授和慶應大學新聞研究所所長米山桂三教授。千葉教授在戰爭期間是《朝日新聞》東京本社編集局次長兼（南方）前線局長，曾到「南方」巡視，並主張對「南方」加強「文化工作」。米山教授在戰爭期間與前述的小山榮三齊名，著有《思想鬥爭和宣傳》等旨在加強日本的輿論宣傳活動的著作。6他們在戰後日本新聞傳播學界各佔有一定的學術地位並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在他們戰後的新聞學術研究活動中，對於其戰前、戰時的活動，同樣都隻字不提而留下「空白」。

　　由此可見，日本戰後的新聞界與新聞學界和戰前似乎沒有「連續性」，但實際上卻是有「連續性」的。

戰後的「脫亞論」與「興亞論」

　　當然，對於戰前與自己結下不解之緣的「亞洲」與「戰爭」，戰後一直保持沉默，儼然擺出與自己毫不相關姿態的，並不僅是前述知名的新聞工作者和新聞學者。認真而言，他們只是戰後日本文化界的一個縮影罷了。筆者作為來自赤道、一度被改名為「昭南島」的新加坡的青年，對於諸如戰爭期間被當局徵用為「南方文化人」的詩人神保光太郎、著名作家井伏鱒二等人抵達新加坡後，究竟從事了什麼樣的「文化活動」，他們戰後又對自己的這些「文化活動」如何總結和評價等問題，當時是十分關心的 。 筆者也曾和他們當中的個別人士接觸 ， 但有關的真實情況皆未得要領。

　　尤其令筆者感到驚訝的是，上世紀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曾積極從事日中邦交正常化活動的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會長中島健藏，在戰爭期間也曾被徵用至新加坡，但他對這段往事同樣採取回避的態度。原來，中島是當時「日本語普及運動宣言」的起草者。該宣言的目的在於向「天皇陛下（統治）的新赤膽之心」的「馬來及蘇門答臘的島民」，提倡學習「正確而美麗的日本語」。

　　中島在當時起草有關宣言，也許有其難言之隱。但在戰後，特別是像他這樣一位以「自由開明派」姿態出現、積極從事日中友好運動的知識份子，對這段歷史顯然是有交待清楚和予以總結的必要。但令人感到遺憾的是，正如一名長期從事日本與亞洲交流活動的日本朋友所指出一般，中島對此黑暗時代的真相並未留下應該留下的記錄。

　　正因為戰後的日本對戰前日本的亞洲報導與亞洲論從未進行過徹底的反思，從亞洲人的角度來看戰後日本知識界的相關言論，便有時難免有格格不入之感。

　　這樣的情況並不僅限於某些認同戰前「解放亞洲戰爭觀」的「興亞論」的保守論客。正如前面所述一般，即使是戰後以「自由派」姿態出現的諸多亞洲問題專家與新聞工作者，其言論也有不少令亞洲人感到隔靴搔癢，或者與亞洲的現實社會脫節之處。他們言行的最大要害是過於概念化。

　　認真分析，當時的日本人一般對亞洲並不瞭解，也不關心，即使是當年熱火朝天，積極參加反戰運動，天天遊行反對越南戰爭的日本大學生也不例外。因為，儘管他們每天在高喊反對越南戰爭的口號，但歸根結底，只是將之視為一個抽象的運動口號罷了。越南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當時東南亞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的情況如何？這些似乎並不是他們的關心所在。

　　針對戰後日本人的東南亞觀，在上個世紀60、70年代，參與發起「越平聯」（全稱為「讓越南和平！市民聯合起來！」）市民反戰運動的鶴見良行8先生在其著作中曾有如下十分形象的分析：

　　日本人在眺望東南亞時，幾乎毫不例外的都戴著眼鏡。眼鏡有二：其一是國家；其二是階級。日本人戴著的眼鏡，不是前者，就是後者……保守派戴著國家的眼鏡，而革新派則戴著階級的眼鏡窺探東南亞。

　　由此可見，不少自由開明派知識份子的東南亞觀，其實是十分觀念化，或者說停留於抽象的意識形態的。至於保守派專家的東南亞觀，有不少仍然還無法擺脫戰前為「大東亞共榮圈」服務的「南方書」的影響（其中有些人甚至是無時無刻不在從「南方書」中找靈感）。
除此之外，在戰後日本良心派的知識份子當中，還曾經一度流行著如下的看法：「出自對亞洲人民的罪惡感，除非有特別的理由，日本人無法輕易前往亞洲乃至沖繩……」。

　　對於年長一輩，特別是直接或間接參與那場戰爭的老一輩日本人來說，他們存有如此複雜的心理和感情是可以理解的。可令人費解的是，自稱為「自由開明派」的年輕知識份子也以此為理由，而力圖避開亞洲的話題和現實的亞洲。其結果是，保守派的日本知識份子（出自國策的需要）對亞洲各地的「考察」、「調查」越來越頻繁和越來越起勁，而開明派或革新派的日本專家和學者實際上成了遠離亞洲的「脫亞論」的實踐者，或者虛有同情亞洲的口號而對現實的亞洲保持距離的觀念論者。

　　然而，不管是認同戰前「脫亞論」或「興亞論」的保守派，或者是在實際上執行「脫亞論」精神的觀念論者開明派，他們的言行只帶來一個結果──那就是促使日本與亞洲的關係「既近又遠」。

　　正因為如此，對於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日本媒體充斥著「亞洲」的關鍵字和主張「脫美（歐）入亞」、定義不明的所謂「亞洲主義」論調，筆者存有不少疑慮而無法舉起雙手支持。說得清楚些，在筆者看來，「亞洲人最怕的就是聽到倡自東京的形形色色的『亞洲主義』」。

現代「藤野先生」的苦惱

　　在筆者7年多的留日期間裏，針對日本的亞洲報導問題，能毫不保留告訴筆者真相，並對筆者往後的評論活動產生重大影響的老師，該推立教大學的影山三郎教授。

　　影山先生出身於新聞界，曾任《朝日新聞》社論委員。他當時是立教大學的兼職老師（後來成為專職教授），但他上課時認真之態度及對學生無微不至的關心和照顧，遠非其他專職教授所能比。影山老師不僅仔細批改我們的論文，還常邀我們到他家長談到深夜。有一次，當老師和師母知道我們亞洲留學生在日本租房子常遭到白眼與拒絕時，他們甚至有過將其家的小庭子改建為留學生宿舍的念頭，但被我們勸阻。我們不少留學生都為之感動而稱影山老師為現代的「藤野先生」。

　　在筆者所接觸的諸多日本師長當中，影山教授是少有的一位對戰爭問題採取不回避態度，肯正面具體回答年輕人提問的老師。1970年11月，當右翼作家三島由紀夫「以死諫國」切腹自殺的消息10傳到我們課堂時，校園裏的氣氛顯得異常陰沉。當天，影山教授以極其沉重的心情，冷靜地向我們介紹了戰前日本的政治空氣以及戰後以來日本輿論界諸多觸之不得的「敏感問題」的來龍去脈。他還深刻地分析了這些動向所隱藏著的深一層意義。當天的課整整延長了兩個小時。影山先生當時為我們揭開日本戰前與戰後輿論界「黑手」的連續性，迄今仍然深刻地留在筆者的腦海中。

　　針對戰後日本輿論界的走向，影山教授在這之後曾在其連載於《大眾傳播市民》的系列文章中有進一步的說明。

　　在一篇題為〈逆時針轉〉的文章中，影山先生對日本一部分新聞學者和新聞工作者的一些似是而非之新聞觀提出了尖刻的批評。

　　原來在日俄戰爭前夕，日本輿論界曾有過主張和平的「非戰論」；同樣地，在甲午戰爭前夕，日本報刊也曾有「戰爭回避論」的主張，但一旦戰爭開始，哪怕是對「滿洲事變（指九一八事件）內心存有質疑者」，都齊步跑到參與戰爭行列的最前線，「在其報紙的版面上，傾其全力主張動員全民展開掃蕩戰……」。

　　對此，曾有新聞工作者著書宣揚如下論調：「對於（新聞工作者）內心到底在想什麼這個問題，其實從一開始就根本沒有思考的必要。」
針對如此這般的言論，影山教授表示不能同意。恰恰相反，他認為新聞工作者對於這樣的現象應引以為戒，不能重蹈覆轍。他指出新聞工作者對當時日本輿論界「逆時針方向轉」的動向應該予以批判。影山老師理直氣壯的批判是有說服力的。

　　不過，坦率而言，要和影山老師那一代與「戰爭」和「亞洲」問題有直接經歷的人坦率探討有關問題，有時難免會出現情緒失控的時刻。記得有一回，一位同學單刀直入地問道：「老師，你當時為何不反抗？」對此，影山先生一面耐心地向我們細述軍國主義時代專制統治者的黑暗與殘暴，一面也對當時無法阻止軍國勢力之膨脹而感到悔恨。他越談越激動，聲調也越提越高；他不止一次提高嗓音表示，每每談起這些往事，他都感到十分難受，甚至想要自盡。

　　也許是擔心我們師生激烈的討論和爭議會鬧出問題，影山夫人每每私下暗示同學們轉換話題。

　　正是出自對戰前無法阻止軍國日本發動戰爭的悔恨，影山先生對於戰後日本的「逆時針轉」，特別是日本輿論界這方面的動向，無時無刻不敲響警鐘。不過，從他晚年對日本政局與輿論界走向的言談中，不難觀察到他是十分悲觀與孤寂的。據影山夫人反映，影山老師晚年的口頭禪是：「看來日本得再打一場敗戰，才能與亞洲建立起真正友好的關係。」一位熱愛和平，對戰前日本深刻反思，充滿悔恨的知識份子，到了晚年卻說出了對其祖國如此無奈的話，這不能不說是現代日本的悲哀。影山先生的苦惱，可以說是他同年代有良知的日本知識份子的共同苦惱。

　　由於戰後日本的「亞洲熱」是在對戰前的「亞洲熱」並未真正反思的背景下重新掀起的一股熱潮，影山先生及其同輩對此不能不採取十分謹慎的態度。1970年代初，《朝日新聞》為了配合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策，正在籌辦出版一份以高層知識份子為對象名為《朝日評論》的季刊。記得當時已經退休的影山老師曾為是否要應報社的邀請而肩負起這份以亞洲問題為中心的刊物的副總編輯重任而苦惱。幾經猶豫和多方考慮後，他終於承擔了有關職務。這足見，對於影山先生及其同輩有良知的日本學者和新聞工作者來說，「亞洲問題」的確是一個既不輕鬆，也不容易應對的難題。

　　以上所述的是筆者最初到日本留學，摸索新聞學道路的一段歷程。從中不難發現，「日本與亞洲」和「日本的亞洲報導」是筆者抵日後始終不能不關心的重要題目。留日時代是如此，1973年返回新加坡擔任華文報社論委員、專職從事時事評論工作時也是如此。

　　1989年筆者轉入學界，配合教學和研究的需要，筆者不斷將個人對日本與亞洲問題的觀察、日本與亞洲各國相互報導之差距、日本傳媒的亞洲論調與亞洲外交等的研究陸續整理成文發表。收集在本書的，正是這些在不同年代撰寫的論文集。如果書中諸多不成熟的觀點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筆者的心願就已達到。

〈補記〉

　　本文原為拙著日文版《日本的亞洲報導與亞洲論》（日本評論社，2003年）的自序。

　　本書（中文繁體字版）收錄了日文版第一部分「日本的亞洲觀與報導」的序章至第七章，並補以數篇有關「從亞洲看日本的變與不變」的論文（第二部分）。同時增加了數篇相關內容的座談會記錄（第三部分）及拙著《卓南生日本時論文集》（全三卷，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出版後撰寫的有關時評（第四部分，即「從安倍、福田政權到麻生內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