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世敏：
今天我們眼看著商業體制的失靈，我們討論一個問題，原來已經有的公共體制，甚至未來新的公共媒體，包括公共報紙，是不是能夠使傳媒對社會的貢獻更大。在這個前提之下，我們當然是體認到傳媒對社會的重要性越來越增加。一個國家有非常適當的傳媒，高品質的節目，對於社會。相反地，如果一個國家沒有一個好的媒體，那任憑它說它是如何民主，是如何自由，也是空談。可見對傳媒的社會角色，整個社會與傳媒發展，我們需要有一個新的思維，賦予他新的角色。
本次的討論我們本來還想要有第二輪，就其他各位的發言，你有同意或不同意的意見表達。各位討論非常熱烈，也都講得非常深入，的確能涵蓋到媒體公益的問題，我覺得是多年來所未曾有的場景。
蘇正平：
我一開始只講到民營、國營與公營的定義。不管是從社會學、經濟學或是政治發展上，我們必須要有公共媒體這件事，我想是非常確定的。只是我們要對整個社會，特別是對於我們的立法者，必須強有力地去說服。不過我們現在存在的公共媒體，的確必須要重新定位。公共電視是比較新近的公共媒體，不管是中央社或是央廣，其實都存在非常長的時間，這些定位有做若干修正，到今天還是必須重新省思。
還有一個角度，台灣政府從中國大陸而來，曾經有一段歷史是世界五強之一。中央社很多同仁都喜歡講我們是國際五大通訊社之一，今天情況的確是不一樣，包括央廣也是一樣。必須針對我們今天國家目前的處境，必須重新定位，我們今天這個通訊社、廣播電台，它的角色在哪裡。
波蘭通訊社長期以來在國外通訊員只有一個，今天只有三個，一個在布魯塞爾、一個在莫斯科，一個在華盛頓。中央社在國外派駐十幾個記者，加上freelancer有二十幾個，比韓聯社還多。當然我們希望中央社的corportaion越多越好，可是有時也必須重新省思，我們今天對這方面的需求到什麼程度。
我們今天像央廣的對外廣播、對匪廣播意義在哪裡；我們做muti-lingual的，到底是哪些語言對我們是有意義的，要用多少資源去做，這都必須要重新去檢討。譬如俄語廣播，能夠達到多少宣傳的效果，在國際宣傳上有多大意義；如果泰語廣播不能在國內廣播，而是要在國外廣播。假如要做muti-lingual的話，其實是國內廣播比國際廣播還重要。國際廣播有它的必要，可是從piority來講，我甚至認為國內的比國際還重要。國內的話，就會牽涉到定位的問題，你就不能定位是政府的喉舌。做一個muti-cultural的instrument ，公共性必須彰顯出來，整個定位、制度設計都必須重新思考。
另外，談到財務規劃。公共媒體談到最後，很多問題都是錢怎麼來。剛才有提到有三種基本作法。一個是完全市場操作，自給自足，這在台灣是完全不可能的。另兩種，一個是政府每年撥預算，像Deutsche Welle是因為德國傳統上，它的政策制度都是法律案的制定，有法律規定的過程，不可以在立法院裡面密室商談。我們國內政府每年給你撥預算，每年給你審預算，讓你痛苦不堪。
其實我思考的是，假如我們可以每年籌一筆基金，像Harvard的校務基金，是可以自己操作的。長期來講，比放銀行每年不到百分之二的利息還好。一筆基金擺放定存，大概也不夠你用。我剛算了一下，我們消費劵每個人有三千六百塊，全部大約有八百三十億，假如是拿來當基金，合理預期一年可以有八十三億，給這三個公共媒體來用綽綽有餘，其實這是真正可行的政策。你用基金的方式，你就不需要每年編列預算。不需要因為你預算編在哪一個部會，那個部會審預算的立委跟你有特別需求。你就再發一次消費劵嘛，就是「國民媒體消費劵」，一勞永逸，一次解決。第二次消費劵有人在討論，不是沒有。
有關新聞專業的部份，我們學AFP（法新社）的，當年就把專業章程通通拿掉。他們為了要維持專業，在制度設計上也是這個樣子。它的理事會就是保護專業而設計的，而不涉入實際上的經營，要確保機構執行它的法定任務，這個部份也被偷偷拿掉。行政理事會，就是我們的董事會，人家有精心設計，也是被偷偷拿掉。這就看得出來立法者的私心對國家影響多大。
黃肇松：
基本上強調一點，我們沒有off the track。我們是公共媒體，也知道政府的預算是我們收入的大宗。雖然蘇董事講得都很痛苦，但它還是讓我們可以執行任務最主要的來源。我們還是要忠實地報導政府執政，然後客觀地分析，但沒有責任與義務做政府的化妝師。既然是公共媒體，除了提供第一手的資訊之外，公共媒體可以用它的力量照顧弱勢族群，實踐社會正義，讓社會走向比較正向積極。我們也沒忘記我們的三個主要任務，有兩項與國際是有關的。
有時我們也自己檢討，即使像兩岸的江陳會，我常看到紐約時報，它用的是法新社的報導、或是路透社的報導。像這種新聞，絕對應該是中央社的報導。像韓國政府宣佈什麼，你不會用別的，基本上你會用韓聯社的報導。我覺得我們要重返過去，要很多努力。講現實吧，大陸要以二十億美金成立大媒體，它當然是用國家的力量，因為它是國營。中央電視台也是國有國營，它不必擔心什麼。新華社這些年，員工也都超過一萬人了。有些事需要政府出力，政府出資源，由我們來執行，讓台灣重返國際，與國際接軌，要不然你就沒聲音了，被邊緣化了。
高惠宇：
我們討論的很多都是理想，可是理想跟現實之間終究有距離。如果像我們這種性質的國營或公營媒體繼續存在，政府不準備改變體制，其實唯一的就是發揮、創造它的效用。像中央廣播電台，其實它的外語人才、外語播音可以在國內發聲。我希望陳教授透過很多場合機會，可以替我們說一下話。這是讓我們的利用價值更多，讓我們沒有浪費納稅人的錢，國內、國外都做到一個外語廣播的電台。這是中央廣播電台在尋找新出路的時候，很容易做到的。這是一念之間的問題，但一念之間的問題就是這麼難突破，包括NCC、立委諸公，都嚴格限制我們在國內播音，所以我們想做的事情沒有辦法做到。
黃肇松：
剛剛正平兄告訴我，我們的預算，全國中央一年是一兆八千億台幣，我們的GDP去年還有十二兆。要用多大的比例讓我們的民眾與國外的朋友瞭解、認識台灣？值得思考。
鄭優：
有關媒體重新定位的問題，確實是非常重要，蘇董事長剛才也提到。在這裡面，電視還是最重要的，特別是現在數位匯流，因為現在市場結構壟斷，他們在享受現有成果，所以推動的步調上相當緩慢，我覺得這個問題政府應該重視。在數位匯流機制下，相關產業的產值非常龐大，但受限我們現在市場結構，推動非常緩慢。這其實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陳世敏：
非常謝謝，這些討論對我個人而言是一個震憾，不信公理喚不回。我覺得做一個專業，投身其間數十年，對這個專業總會有一些願景、理想與堅持，雖然我們討論的是媒體問題，像中央社、央廣前後任的董事長，可以在這裡坐下來就事論事，真的是公理喚得回。有關媒體朝向公共化路線，不找央廣，不找中央社，還找誰？希望這個聲音讓社會聽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