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仁黃清龍有意將他在部落格所發表的一系列文字結集出版，找我替他寫一篇序，我雖立即應允，但臨到下筆之際，卻不由自主的百感交集。畢竟清龍在書中所關注的諸多報業前景的課題，也正是我親身經歷、親眼目睹，幾經滄桑的台灣媒體浮沈錄。

　　清龍的這些文字，絕大部分是在他卸下總編輯的職務後，在海外進修期間陸續寫成。記得在他擔任總編輯期間，我一直扮演他的諍友，對中時的期待與批評遠遠多過肯定，有些時候這種互動還帶著些許張力，但也或許就是這層機緣，在他卸下總編輯之後，我們反而變得更親近。我極力推薦他出國進修，他也一直沒間斷的與我通信，我等於是看著他的繼續追求與成長。

　　閱讀清龍這些篇幅與文字，體會他追蹤報業前景的心境。除了肯定他的敏銳觀察外，這段進修的歲月，為了有效掌握當前媒體發展的趨勢，確實花了一番心思蒐集資料並親自採訪。清龍的主要關懷焦點，還是「報紙」這個媒體的未來，知識份子謙卑地參與社會的唯一「利器」，儘管清龍走訪的多半都是美、日的例子，間歇提到台灣，但這也正是我這幾年一直思索的課題。

　　從全球許多知名報業陸續面臨經營困境的趨勢看來，很容易讓人得出一個令人沮喪的預言：「報紙」這個產業難道真的逐漸邁入消逝的命運？報紙經營者與其它企業經營者最大的不同，是必須同時扮演文化人與經理人的角色，這兩者間其實並不容易兼顧。清龍以編輯人的角色，探索媒體的傳輸、載具的變化，與市場的壓力，琢磨媒體型式的經營挑戰。我曾擔任過中國時報的採訪主任，也曾先後主導工商時報、創辦中時晚報與時報資訊，深知經營一份報紙的箇中甘苦，也體會政經環境中諌言、公共政策監督與對話的不易。只因為清龍與我都還相信「明天會更好」，仍擁有文化心靈的知識朋友，仍相信「媒體」應該不會消亡，只不過在新時代中，尚未完全尋找出它新的定位。報紙必須是一個在乎利潤的產業，但它也必須是一個承載著理念與文化使命的公器，很遺憾的是，這兩個目標之間，並不完全是相輔相成的。

　　這兩種角色不容易兼顧，誠如清龍在書中所指陳的，隨著數位網路的發展，紙漿成本飛漲，廣告市場流失，讀者口味的變化，八卦文化的入侵…等等衝擊，報紙不僅在產業競爭上面臨劣勢，更在文化價值的平台上遭受擠壓，這個歷程，清龍的書中都點到了，也是我這幾年親身的感受。同清龍一樣，我也一直在思索如何在這個困境中尋找出路，清龍將注意力集中在媒體的分工與平台的融合，我則更關懷在新的媒體轉型中，如何保留報紙做為公共領域的角色。

　　卅多年前，在父親召喚下回國加入中國時報，一為盡孝道，崇敬父親對民族摯愛的辦報理念，二為海外遊子對台灣環境的憂心，國家前景的憧憬下的莫名政治熱情，投入追求台灣自由化、民主化的主力陣營，經歷威權體制鬆動的變革，結識崇尚自由主義的知識前輩，及開明的媒體朋友。以為西方觀念及民主普世價值即能帶來進步的動力與公平的福祉，曾幾何時自由民主社會與富裕文明的空泛無止盡追求，在在顯示民主法治亦常為拜金主義所扭曲、擺怖，科技文明的應用也擁有強大的破壞力，危害自然變遷，挑釁文化心靈秩序。昔日嚮往的自由、民主不應再是燦爛耀眼的空泛承諾，未來待解決的問題應是條條真切務實的作為。

　　卸下報紙發行人的角色後的這幾年，我主持時報文教基金會（已於97.11.15更名為「余紀忠文教基金會」），一方面關懷台灣生態環境與水資源的問題，另一方面關懷台灣社會經濟的公與義問題，這期間我們嘗試努力想實踐的，正是要整合這兩種角色。我期盼報紙能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也希望同時為公共知識份子宣揚與實踐理念找平台。

　　做為一個熟識作者的讀者，我要說，要恰當的評論這本書並不容易，只能細述我的些許感觸與共鳴。向讀者推薦這本書，因為它確實是理解當前媒體趨勢的重要著作，相信讀者也會與我一樣，從閱讀這本書穿透對媒體的了解，對我們生活的新時代，倫常制度的新衝擊，可以另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