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澄社出版了《解構廣電媒體–建立廣電新秩序》一書，由鄭瑞城教授召集並編輯，以學術的筆法，分析當時候廣播電視的實踐問題，可說是為學術服務社會樹立了一個典範。如今回想起來，這些年來台灣不少重大的廣電興革措施，包括人人耳熟能詳的「黨政軍退出媒體」，其最初的完整觀念，無疑始自《解構廣電媒體》。澄社諸君子承襲了文人論政的中國傳統，人在江湖而心繫國事。以現在的社會價值來衡量，他們的作為真可以說是無愧於生他們、養他們的台灣土地和台灣人民了。

　　本書《台灣傳媒再解構》原出於鄭瑞城教授的構想，作為《解構廣電媒體》的續集。他不但是前一本書的「始作俑者」，還自動請纓「重作馮婦」，完成本書出版的前半段的規劃和聯繫工作。就在徵稿即將結束之際，鄭教授工作忙碌請辭，改由我接手本書未竟的編輯雜務。這篇「前言」，是要對本書的題外之義，略作交代。

　　2008年一月是報禁解除二十週年，卓越新聞獎基金會特別舉辦了一場研討會，邀請學術界和傳媒產業界人士出席討論報禁解除二十年之後的台灣傳媒，會後就宣讀的文章較具業務性質的，合輯編成《關鍵力量的沉輪–回首報禁解除二十年》一書，已由巨流圖書公司出版。其他文章學術性質較濃者，加上研討會會後另行邀約的稿件，則合輯一起，編成了本書《台灣傳媒再解構》。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成立於2002年，創辦人是徐佳士教授。本書以學術型態問世，與徐教授的行誼志業同調（對學術濟世的一貫堅持）。2008年是徐教授的米壽，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會同仁及參與本書編寫的門生故舊，謹以本書為賀，祝福他那永不間歇的睿智妙語永遠生猛有力。

　　從《解構》到《再解構》，十五年間依稀可以看出台灣傳媒與社會環境的變與不變軌跡。變的是傳媒科技、傳媒生態。傳媒與人的關係，也由早先傳媒是人們可有可無的「身外之物」變成傳媒是人們生活中「不可一日或缺之物」；傳媒就是當代的文化。這樣的變化不可謂不大。

　　不變的，是傳媒價值觀或心態：表面上威權強人走了，傳媒卻依然是政治和經濟的侍臣、婢女；圈內人都知道「走了警總，來了MBA」，傳媒依然是權勢或商業的工具。

　　不變的是主流思維對於傳媒自由市場的過份信賴。傳媒解禁是何等大事，我們在解放四十年威權統治的禁錮時，居然沒有任何配套措施，聽任一百多個電視頻道每天為零點五個百分點的收視率，而墮落在紅海中相互廝殺；我們雖然廢除了以壓制和整肅為基調的「出版法」和「新聞記者法」，推出了「傳播通訊管理法」，但也未曾出台配套措施，而聽任報社關門、中道言論見棄。此類的不作為，卻美其名為新聞自由，無異於將新聞自由變成了傳媒產業墮落的一塊遮羞布。看看我們四周，正是那些高喊維護新聞自由卻棄社會責任如敝屣的人，在作賤新聞自由！

　　我們需要換腦袋，為日新月異的新傳媒產業帶來新觀念、新思維。傳媒對現代社會太重要了，我們需要許許多多的論述走在政策之前。缺少政策論述，正是台灣傳媒產業的長年隱痛。缺乏一個中道的傳媒產業，肯定是社會的重大損失。
　　
　　我們建議依循主流普世價值，從速訂立「傳播基本法」，保障傳播人權，明訂成立負責傳媒產業研究的智庫，為明天的台灣傳媒產業發展提出中道論述。在此之前，本書的編寫，希望稍稍彌補此中論述的不足（陳世敏／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