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婦女新知基金會這幾年來，一直在推動公民參與的機制。針對主辦單位提出來的討論提綱回應，目前NCC下面已有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會議，其實也有公民參與機制，只是機制做得成效如何？是否資訊公開？今天主辦單位拋出的引子是「殺很大」事件，以這樣的爭議話題來看，到底NCC要不要把核處裁罰的權力轉移到民間來，這是今天討論的重點。

　　其實在四月時媒改社舉辦的媒體公民會議裡，那天NCC的委員也有到場，也有與會者提出這樣的問題，如果NCC要罰「殺很大」的廣告，是不是管過界了。在場我的回應是，其實連各婦女團體之間對廣告的看法也不一樣，公民參與的公信力與代表性的問題要怎麼解決。在我來看，最重要的問題是最後的核處權應在政府。今天不管怎麼樣的公民參與機制，我們希望它能夠做到充份的代表，多元的代表廣納各界意見，但最後的核處的權力應該在NCC。政治責任本來應該就是由政府承擔，不應該說是那些公民參與的委員決定的，所以NCC沒有責任。因為是NCC邀請了某些委員，這些委員提出了看法，經過集體討論產生決議，但這只是一個公民參與討論的過程，最後這個決議是否被NCC採納，或是NCC要怎樣調整，決定是否裁罰還是NCC委員。

NCC會議　資訊公開為要

　　事實上，目前進行的方式是這樣。譬如「殺很大」事件其實就是在節目廣告諮詢會議討論，之後再送到NCC諮詢委員會議去做最後核處，其實NCC的網站上都會公佈這些案件，以及NCC委員的紀錄。但是對於諮詢會議的紀錄與名單，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做到資訊公開，這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那天我在媒體公民會議我就在講，你要減少社會爭議，公民社會是異質性的，就是有各方不同意見，不同團體與個人的看法。你要如何綜合考量各方的不同意見，這是政府應該承擔的政治責任。我們今天公民參與及討論的機制，的確也應該做到資訊公開，讓有權參與討論的民間委員，因為資訊公開也對其言論負責，然後我們也可以看到政府挑了哪些人當委員。

　　我們覺得政府應該廣設公民參與機制，而不只是在媒體內容管制、自律上，而是包括相關媒體政策，也需要聽聽公民團體的意見，這是我們一些團體在2005年8月成立「公民參與媒體改造聯盟」，當時聯盟就已提出這樣的訴求，公民社會的他律、媒體自律與政府法律這樣的三方力量，應該要長期對話。對話就是透過公民參與機制，譬如在媒體自律有個公民自律委員會，在政府法律下也有公民諮詢委員會，可以讓媒體及政府，能持續及常態性的聽到不同公民代表的意見。

　　簡單來說，如果NCC維持目前節目廣告諮詢會議的機制，在我來看，它在權責上會區分的較為清楚。今天如果政府另外出資成立一個財團法人去做這樣的事情，我覺得民眾會搞不清楚，責任是在民間機制，還是政府的圈選。畢竟民間委員最後還是政府所圈選，不管政府有沒有出資。如果是以某財團法人，我覺得民眾會搞不清楚，我們公民社會也不容易監督到。如果有個財團法人能夠做這樣的討論之外，可以推動媒體自律或政府法律的相關事務也不錯的話，我不會很強烈反對政府出資成立，但我覺得至少這個財團法人要做到資訊公開，這是最基本的大原則。

監督委員遴選　勿忽視少數族群

　　最重要的是，我們會看到他的代表性充不充份，這些委員是來自哪些單位代表？他的意見與討論是怎樣？像榮璋剛才所講的，可能有藍、綠的疑問，但民眾可以看到政府到底圈選了誰擔任委員，以及委員之後的發言是否真的符合公眾利益，還是從單一的角度進行公共討論。所以在我們來看，當委員名單可以很清楚被檢視的時候，最重要的是看到「誰沒有被代表」，而不只是看到誰代表民眾做這些事。

　　對「誰沒有被代表」，我來舉個例子，其實最容易被歧視的都是少數族群，譬如同志、新移民、原住民或是弱勢等不同族群的人，也是主流媒體最容易歧視的一群人。有沒有在這樣的代表委員在其中？譬如原住民代表是一名？二名？三名？勞工代表？身心障礙？總之我們會看到，在族群被侵犯的時候，他們有沒有為族群說話？今天公民參與機制的重點，不是質問誰有沒有資格代表全國民眾決定討論，而是哪些族群是特別「沒有」被代表到。

　　沒有被代表的部份，譬如我們可能要等到某個同志被歧視的案件出現之後，才突然警覺委員會可能沒有同志代表，這時候是不是要補聘委員，或是委員會決議出現社會爭議時，它有沒有對外溝通討論的機制。舉例當委員會某些決議引起同志團體抗議，將來公民機制與政府，是否應立即召開公聽會，或邀請相關同志團體進來討論。它應該有開放性，而不應是封閉的。它應該可以隨時補充不同的代表。

媒體管制　應討論整體政策

　　我想另外談一個問題，就是媒體內容管制的標準到底是什麼？政府一定說依法行政，目前的法律有沒有問題？這是公民社會進行他律的時候，我們聯盟就不斷提出來，我們是以人權價值呼籲媒體自律與政府法律，保障各種不同族群，尤其是少數族群的人權。這樣跟目前的法律停留在公序良俗，有無影響兒少身心健康的社會風俗道德概念，我覺得是不一樣的。聯盟講的人權價值，是看原住民的人權有沒有在這樣的媒體內容呈現受到侵犯？婦女有沒有？其他人有沒有？我們要看到特別少數族群是否有受到保障，進一步看到資訊權有沒有被實現。譬如同志覺得他們的性資訊權，在主流媒體幾乎是沒有的。我們覺得公民參與機制其實不是只有媒體內容管制，而是擴大到整體媒體政策的討論。

　　如果政府法律的標準，仍停留在公序良俗這樣的道德標準，聯盟所談論的人權價值有沒有可能進入修法，變成很重要的原則？聯盟中的團體像智總（編按：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推動身心障礙的修法，媒體內容就不得再出現對身心障礙者的歧視，這就是一個例子。我希望將來相關的法令可以修正，把「不得有族群歧視、性別歧視」等條文可以納入，管制重點應該是人權的底線不能侵犯。當我們以人權價值來跟媒體自由做權衡的時候，公民參與的正當性其實就很清楚了。媒體再怎麼自由，也不可以到侵犯他人的人權，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底線。

　　我們不斷講公民他律、媒體自律與政府法律，這三方對話平衡是很重要的。政府如果出資成立財團法人去弄公民審議機制，在我來看，政府的角色是不清楚的。在這個三角形，政府就不見了，而政府是不可以卸責的。政府可以用多一點的資源、措施來協助公民他律，促進媒體自律。以促進媒體自律而言，之前王育敏秘書長提到，衛星公會的自律機制，其實是2005我們聯盟成立的時候，趁著衛星電視台正要換照審議的時機，我們等於挪用了政府法律的力量，要求媒體設立自律機制，衛星公會才會設立自律委員會，以及公民諮詢委員會。

常設自律機制　政府需要求

　　目前我們可以看到無線電視台，平面媒體都沒有常設性的媒體自律機制，我覺得這是政府還要加油的部份。以目前NCC底下的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會議，也可以看出它限於廣播電視。我也建議，它的範圍應該擴大到平面媒體。這都是NCC要繼續加油的部份。

　　資訊透明，剛才大家其實講的已經很清楚了，我覺得不管是政府、媒體、公民社會這三方，其實大家都要學習面對公民之間就是異質性的，就是有不同意見。如何在不同意見中，透過集體討論去尋求最大的公眾利益，這是台灣社會整體最需要學習的，那我覺得在這個階段，如果NCC能夠再有魄力一點的話，其實很多事情可以水到渠成。我的建議是，現在NCC底下已經設立諮詢會議，它應該要做得更好，資訊更透明，更開放不同的多元代表性。到現在為止，我都看不到委員名單是誰，其實很難判斷它是否具有多元代表性。我覺得這樣（做到資訊透明）比另外出資成立財團法人更好。即使像NCC提到韓國另外成立這樣的機構，其實韓國人最後的核處權還是在KCC。所以我覺得NCC要記住，不要輕易把核處權力交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