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才疏學淺，不過喜歡思考，喜歡追根究柢。譬如說，我就很想問：徹底民主、徹底專制、半民主或者半專制，這些都是政治。那麼媒體和政治的關係到底是怎樣互動，所以才造就了媒體工作不同的社會地位？

　　台灣在過去五十幾年當中，從徹底專制過渡到半專制、半民主，又過渡到今天徹底民主。媒體工作者的社會地位，又是如何一個漲落起伏的過程？假如今天我們不滿意台灣媒體工作者的社會地位，那麼哪一些是政治因素？哪一些是媒體工作者應該承擔的？

　　以上這些問題，我還沒有找到最後的答案，不過，有些事情是很清楚的：

　　第一、不管是平面媒體或者是電子媒體，基本上，在報導事實真相的這一部份，媒體的角色是鏡子，是真實地反映社會的現象，那麼，我們發揚鏡子功能了沒有？我們有沒有基於偏見、淺見或者成見，只報憂不報喜，或者只報喜不報憂？或者不是報喜報憂的問題，而是故意無視大社會的全貌，只特別喜歡那些黃色、紅色、灰色或黑色的角落？

　　個人的看法是：假如有所偏頗，那麼我們就是未警覺到媒體的社會責任，我們活該得不到廣大社會的充分尊重。

　　第二、不管是平面媒體或者是電子媒體，都會掌握評論功能。做為所謂「社會公器」，社會要求的媒體評論，應該是不偏、不盲、不私、不黨。那麼我們自我檢驗，我們有沒有因為貪圖私利，因為缺乏勇氣，因為一己偏見，或者因為良知泯滅，所以應該勇敢批判的時候卻噤若寒蟬，或者明明內心不安卻仍然大聲歌功頌德？

　　我們有沒有逢誰必反？或者凡是某某人做的就一定通通是對的？我們有沒有凡事先有結論，再昧著良心去填寫推論？

　　我們有沒有人每天遊走各台，只為兩三千塊錢的車馬費，便就內政、外交、國防、司法、財經、環保什麼都內行，什麼都可琅琅上口？置無業務的理想於不顧？

　　我們有沒有人辦一家電視台，上頭卻同時開兩個節目，一個專替泛藍搽胭脂，一個專替泛綠抹白粉？把鈔票的臭味赤裸裸地向世人展示？

　　進一步說，我們其實更應該捫心自問的是：在台灣族群和諧的大工程上，我們做了什麼貢獻？在台灣新主體產業的建立上，我們做了什麼探討？在兩岸和平發展上，我們做過什麼理性的建言？在人類共同面對的諸多難題上，我們又付了多少愛心和智慧？或者簡易扼要地說：我們當下在傳播界工作的知識階層，禁不禁得起將來歷史的批判？

　　我希望有一天，我們全體媒體工作者因為勇於自我批判，勇於自我調整，所以在台灣社會能夠得到普遍的、充分的敬重。(本文轉載自中國時報92/12/04時論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