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現任檢察總長陳聰明在擔任台北地檢署(時稱地檢處)襄閱主任檢察官時，署內一名算命很準的主任檢察官，有一次與我聊天時談到，司法官可以操控一個人的生死，任何偵審案件，必須很慎重，力求公平與正義；他說，記者也是一樣，任何報導都關係到一個人的名譽與人權，所以下筆時，應該時時想到，「舉頭三尺有神明」。

　　解嚴前後，雖然台灣民主已進展到一定程度，但負責追訴犯罪的檢警調人員，其權力仍相當大，相對的，對於人權卻不是很重視，特別是調查局，由於他們負有黨國使命，又兼具打擊犯罪的責任，因此權力遠超過其他司法檢察機關。

　　當年跑調查局的記者，其實大部分都是被動接受新聞信息，整個偵辦方向，主要是由調查員或名義上負責指揮的檢察官在操盤，同時透過當年所謂的兩大報，掌握新聞走向，帶動其他媒體，包括平面、無線三台的跟進，形成輿論壓力。

　　當然，檢調透過媒體放話的偵辦方式，有部分原因是具有正義感的檢調人員，可能是因為案子被「檢察一體」或行政高層壓抑，期望透過新聞報導形成輿論壓力，獲得繼續偵辦的條件；有一部分則是利用媒體放話，與嫌疑犯打心理戰，製造有利的偵辦方法；不過也有很大部份的檢調人員，是居於打擊政敵的內在理由，所採取的輿論審判先行，偵辦隨後的模式；或酗]有三者兼具的因素。但不管檢調人員是什麼心理，這種輿論審判的偵辦方式，是對人權很大的傷害。

　　20年過後，台灣檢調人員的辦案模式似乎未變，而且因為電子媒體的發達，以及民代言論免責權的保護，反而形成檢調人員更方便的辦案聖經，所謂人權更是一種諷刺。

　　其實，我已不是第一線記者，並無法判斷所謂證據的真假，但有一點我可以肯定地說，絕大多數電子媒體所操作出來的所謂「檢調新聞」，特別是這一、兩年的貪瀆案新聞，很少是電子媒體記者自己真正跑出來或自己去證實的新聞，絕大多數是跟著平面媒體屁股，所抄出來的內容，所不同的是多了畫面而已，但這些電子媒體讓人「佩服」的是，未經自己採訪、證實的新聞，也敢做的煞有其事。

　　台灣已經過兩次政黨輪替，媒體也經過大洗牌，但檢調新聞受新聞來源操控的現象，20年來幾乎沒有改變，檢調人員辦案的心態也依然如故，20年前，台北地檢署那位幫我算命的主任檢察官一席話，更讓我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