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的社會福利制度究竟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沒辦法照顧到需要幫助的街友們？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副教授王增勇說，貧窮是結構問題，是社會救助失靈造成了街友現象。

　　王增勇表示，現今濟貧政策最大的缺失，就是將將貧窮者與道德缺陷劃上等號，因而區分出「值得幫助的窮人」與「不值得幫助的窮人」，政策不去思考如何給予貧窮者需要的幫忙，反而把貧窮污名化，處處防堵人民依賴福利救助。

　　他舉例說：「依照報稅結果，中央都知道有哪些人需要幫助，但這些資料不是交由基層社福機構主動提供當事人協助，而是等當事人申請；而且資格認定嚴苛、繁瑣，根本是對申請人的不信任，造成需要幫助的人，反而被排除在照顧範圍之外。」

　　根據現今社會救助法，貧窮線的劃分是依照去年國民每人消費支出的六成作為低收入標準，此為絕對貧窮的概念。依此概念，貧戶率或貧民率約佔總比率的1%左右，然而若使用相對貧窮概念，需要救助的比率會拉高到20%。

　　他接著說明，如果沒有身心障礙手冊、又位於15到65歲之間，政府自動認定有工作能力，並且享有基本工資，可是這樣的假設排除了很多近貧者：「臺灣的貧窮認定標準比歐美國家嚴格許多，核心問題就在於，政府究竟願意將多少人納入照顧範圍？」「對於北歐國家來說，社會問題的潛在風險是貧富懸殊造成的社會緊張。」

　　此外，在臺灣申請低收入補助的標準是以家戶單位，如果一位遭到棄養的老人急需社會救助，必須先到法院控告子女遺棄，經過耗時費日的法律程序，很多老人家不願意這樣做，所以沒辦法申請補助，王增勇說：「政府唯恐家庭對弱勢者不負責，但應該給予每一位公民基本生存機會的是政府。」

　　他指出，濟貧政策的核心思維在於滿足一個人在社會生活最基本的生存條件，如果從公民權利的角度出發，每個社會裡的公民都該擁有平等的生存權與居住權，「如果國家連這些機會都不給，讓窮人活不下去，那政府實施社會救助的意義何在？」

　　再者，臺灣的住宅政策也是讓街友無處可去的原因之一。王增勇指出，國外面對高房價對弱勢者的負擔，會建造低成本的新屋出租或出售給低收入者。在荷蘭，約有60%的住屋來自這種公共住宅，而香港也有80%，在加拿大，這種公共住宅的租金會按住戶收入的三分之一收取，其餘由政府補助。

　　反觀臺灣，廉價國宅的租金或房貸依然讓低收入者無法負擔，王增勇說：「政府不是扮演平衡市場法則的槓桿，反而加入市場遊戲，弱勢者在這種結構問題下，只能被迫淪落街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