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媒體發展歷史較久的國家，不僅重視節目內容以及瞬間收視率數字，還希望透過更多樣方式確保公共電視的各項發展都有更高的民意基礎。這一方面是因為公共電視的經費來自徵稅，不論電視執照稅還是一般稅收，所以經營必須回應民眾的期待。另一方面則因為公共電視是公共媒體，既是公共媒體就應看重民眾參與，成為實質對話的公共空間，這對話並非只發生在狹隘的討論節目，由少數來賓進行，一般觀眾只能當觀眾或打電話表示一點意見而已。
丹麥公共電視(DR)為了上述原因又考量網路時代產生更多對話可能，於是選定三萬個民眾為樣本，以固定問卷形式讓這些觀眾定期對特定節目表示意見。問卷有十五到二十個題目。問題可包括喜歡這個節目嗎？還有對燈光佈景主持人表現等比較細部的問題。當民眾答應丹麥公視邀請後，也可表示他們經常收看哪些節目。在現代化的資料探索系統，這種三萬個樣本的數據可以變化出很多電視台需要的資料。
除了固定對節目表示意見之外，丹麥公視還有抱怨申訴客服系統。可以透過電話電子郵件等很多方式，其中電話部份是二十四小時開放。通常來電目的包括為了某種理由想要節目拷貝或者希望重播等。從頻率來看有時一小時五百到一千通電話而有時很少。每天這些電話記錄會整理呈報丹麥公視主管。
此外，丹麥公視有時也定期直接主動接觸一些社團組織如各種政黨和工會，以了解他們對公視的期待與意見。地點有點類似台灣的NCC。丹麥公視也必須確認所選擇的這些接觸對象是很有區域代表性的。這和「有起來做就好」或者「臨時趕快找某地方有空接受訪談但搞不好根本很少看電視的人快快填問卷交差」當然很不一樣。
以上收集民意管道可以彌補僅用收視調查公司取得的瞬間收視率數字。因為在社會生活型態與使用媒體習性變化後，主頻道瞬間收視數字越來越不能完全代表究竟誰看過節目以及觀眾需不需要這樣的節目。更多觀眾透過網路點選與轉寄，假如公視將一些節目上網（事實上為了服務觀眾，芬蘭甚至連購買外片還將主頻播出後可以上網一個月納入版權談判來服務觀眾。）
丹麥公視選定大量固定觀眾為樣本的作法，也許對台灣觀眾乍聽之下覺得特別。但是以丹麥社會的公民素養水平和整體重視公民參與的歷史傳統來看，不難想像理解。這裡再舉兩個例子，丹麥公視的健康促進節目也採取邀請民眾為固定樣本不時徵求來賓的作法，從不同區域找民眾參加健康促進計畫節目。筆者在製作現場曾親自訪問製作人和民眾，感覺到他們真的很把這種互動當一回事，因為雙方同時擁有一樣的價值觀，就是公視是我們一起努力經營，而不是別人的責任或者「我沒辦法」。另一個例子是在一些文章中其公共服務地位被丹麥人視為與公視一樣重要的公共圖書館，設有快速有效的民眾接洽系統，以便圖書館從蓋館要開放時間乃至辦活動都不斷考量民眾意見而調整。筆者身為遙遠東方的民眾也經常得到他們豐富熱誠快速的回信足見服務品質和平等待人一點不假。感動得筆者常把他們的回信收集起來激勵自己要這樣對待別人。
在公民素養比較成熟的社會，觀眾與公視的互動機制是確保公視代表性與存在價值的重要基礎。在這種互動過程中，觀眾也可以有很多收穫，也就是最佳媒體素養教育之一。這比只是與不在電視台工作的學者們討論「電視刻版印象研究」是不同的學習經驗，並參與了「我們的」公視的發展歷程。
在新的收視行為環境，只看有多少觀眾在主頻瞬間收看已經不足以支持公視製播經營政策，還需要更多創意和資源投注，以促進更實質多元公民參與。丹麥老是被列為最適合人居住的國家，通常大家想到的是治安和富裕，但其實該國公民對公共媒體參與之積極和公共媒體對民眾在意態度與設計機制也很值得品味，這使公視節目除了收視數字，還有更多民意為基礎致力促進新知、通俗易懂、豐富文化、運用媒體促進社會彼此理解。
以往我們看到北歐各國公共電視頻頻創造很人味很溫馨的新節目展現公共價值，這些媒體的工作人員固然有貢獻，但一套搜集民意以設計節目的機制也功不可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