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上旬，一位高階政府官員因為行事處在社會尺度臨界，倉促辭官，創下任官最短的紀錄，也暴露出在「學者‧官員」間的轉換、調適太過一廂情願；同樣的，許多年資沒多久的年輕記者不時也有轉行學者的夢，未必是好為人師，但顯然不了解「記者‧學者」間並不相通，應各有所專。
圈子裡不時可見忙碌跑新聞的同時，還在學校辛苦進修的例子；因為分心，跑新聞的成績並不突出，也寫不出精闢的評論；個人相信新聞事業是得嘔心瀝血、吐出肝腑才可勉力達成；分心、分身，一定打折扣。於是，三不五時可見不稱職的記者搖身變成學者，之前不行，之後當然也教不出熱情、有內涵的新聞界新血輪。
記者與學者可以這樣形容，前者是應用人才，後者是基礎人才，這兩者間的區隔，德國是經典。不管你是讀柏林、慕尼黑什麼名校的新聞系，敲不開明鏡、南德日報這些知名媒體大門，一定要再進新聞學校〈Private journalist school〉接受實務技術上的磨練，經常新聞學校課程還沒結束，學生就被知名媒體訂走了。德國媒體從業員的社會位階相當高，絕不遜於教授；當然，新聞學者也不可能跨行擔任媒體總編輯。
德國新聞界如此，其他行業也如此，關鍵在於給予應用人才與基礎人才同等重視，亦即出身技職體系與學院體系在社會上能平起平坐，所得相同，社會位階也相同。德國的技職系統與學院教育間並不互通，要轉換，是個漫長、艱辛的「U」字形過程；例如技職大一生想轉學院，得退到學院高一，再循階而上；學院轉技職難度也相同。
這個情形有點像航海界的分工。船長管甲板以上，包括海事、海圖、羅盤，航海系畢業上船從三副做起，二副、大副升到船長；輪機長管甲板以下，包括鍋爐、燃燒、舵輪，輪機系新手從三管輪、二管輪、大管輪，最後成為輪機長；甲板以上與以下分管船舶不同操作，是合作關係，但不互通，也沒有誰管誰的高低或指揮問題。
回到「記者‧學者」的討論，在台灣，似乎存有社會位階的差異，不只是分工的不同。其實從分工的角度，學者因為只專注自己的學術領域，出了自己的領域就不該發言〈事實上經常不是〉，這其實像輪機長的工作，只負責甲板以下的專業；而記者呢，因為跨領域，有科際整合素養，反倒像是視野開闊的船長，不太能想像習慣御風掌舵的人，會想要鑽進封閉象牙塔裡，因為性格差異太大。
「學者‧官員」間的角色互換也很有趣。在台灣，學者被允許放言高論〈大多是些不入流的學者〉，因為不負執行成敗之責；私領域學者也有較寬的免責空間，只要不要太過離譜。官員不同，因為手上有預算，負執行成敗之責，受到民意機構監督，所以行事說話被要求要保守些、謹慎些，要注意政府形象；這樣對比下來，合理推論是寧做學者，不願從政，但事實似乎正相反，學者喜歡官銜，「林教授曾當過次長」喜歡這樣被介紹。
臺灣局面的紊亂，根源在長久社會價值觀念的偏差。小鎮出了政務委員，可是全村放鞭炮、十八相送赴京任官的場面；偏遠山村老農家出了博士，也是張燈結彩爭相走告；在這樣的社會價值下，難免出現「鑽營」的情形，這個詞確實用得重，因為因此而讓社會迷失。
隔不好久，媒體總會出現「為什麼〤國行，臺灣不行？」的專題，其實藥方是現成的，只要每個人都做好自己分內的事，杜絕鑽營，不要一山看得一山高，臺灣當然可以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