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做過記者的學者指出，如果新聞機構能及早訂定採訪重大災變、攻擊事件等突發性新聞的採訪準則，應有助於減少發生在記者身上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這兩位學者之一是前挪威主要早報 Aftenposten 的資深記者艾達 (Trond Idaas)，他因為發現若干同事在採訪了 1990年代的巴爾幹半島戰爭(Balkan Wars)歸來後，人完全變了樣，驚恐之餘，又發現戰後沒有任何資源能幫助那些記者克服心中的焦慮，於是決定改行，去唸了一個有關新聞工作人員焦慮反應的碩士學位，應聘出任挪威記者公會特別顧問。
2011年夏天的烏托亞(Utoya)攻擊事件發生三個月後，艾達訪問了事件爆發後第一個24小時內參與採訪的 700位記者，其中有 500多位回應了他的調查，結果發現，許多記者對自己在採訪中是否肇致了更多傷害所產生的焦慮不斷上升。
他們有這樣的反應是因為像挪威這麼一個小國家，每三個挪威人中，就有一位認識那些被暴徒殺死的某一位罹難者，自己熟識的人在一場大屠殺中慘被殺害，人們心中的驚恐憂慮可以想見。
再者，攻擊事件發生時，有些記者曾撥了一些學生的手機號碼，試圖從學生那兒獲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後來他們卻聽說，那名叫布瑞維克 (Anders Breivik)的暴徒就循著電話鈴聲追殺躲藏起來的學生，這些記者後來緊張得一直查閱死亡者的名單，深怕找到因他們撥了電話而被殺害的學生名字；艾達認為，這些記者身上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跟他們在採訪該事件過程中做了些什麼事情密切有關。
由於事發突然，在第一時間被派往現場採訪這椿大屠殺案的幾乎都是當地的記者，其中約 40% 擁有或還不到五年的資歷，還有23% 根本就是暑期實習記者，在兇殺案年發生率通常都在兩位數以下的挪威，這些記者從來沒有採訪這類事件的經驗，也沒有適當的準則可以遵循，因而變得驚惶失措，加以看到被殺害的學生幾乎都跟他們年紀相彷彿，心中更難承受。
他們跟採訪 2004年東南亞海嘯 (2004 tsunami in Southeast Asia)的數百位記者完全不同，艾達引用一群社會科學家於2008年完成的一項調查報告指出，那場曾肇致28萬人喪生的大災難發生9 個月之後，受訪記者中有 91% 出現很輕微的焦慮癥狀，只有 10% 可能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候，可是烏托亞事件發生 9個月之後，有那種風險的記者比採訪東南亞海嘯的記者多出三倍。
艾達認為，兩者之間的差別在採訪國際衝突、災難的記者多半受過訓練，富有經驗，看多了血淋淋的戰場或死屍遍地的災難現場，比較受得了那樣的創傷，而讓平日只有採訪一般新聞經驗的記者上陣採訪那麼重大的慘案，他們就承受更大的壓力，造成事件後的過度緊張，揮不掉如惡夢般的記憶，那就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候。
那場慘案發生數月後，艾達參加了在奧斯陸市郊舉辦的一場創傷癥候研討會，巧遇芬蘭記者、創傷臨床病例研究員白克荷 (Klas Backholm)也在這場研討會中報告他甫完成的博士論文；白克荷調查訪問了曾採訪 2007年與2008年芬蘭校園槍擊案的記者，依據他們的焦慮反應所作報告，印證了艾達的調查訪問結果。
一般來說，這兩位學者指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與人們所經歷的暴力或危及生命的事件相關，欠缺經驗與採訪依循準則的記者採訪了這些事件後產生的心理焦慮強度，跟他們的人常倫理觀念極度關聯，假如他們在採訪中覺得，他們所做的採訪工作實際害處比好處大的時候，產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候的風險就更大。
戰地記者所承受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風險遠高於在其他危險地區的工作人員，例如交通警察、醫療人員等，軍人在戰場上被命令參與一項違背他個人道德規範的行動時，也會產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白克荷說，但從事其他行業的人卻不會問自己:「做這件事會不會造成更多傷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