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最近證實，號稱我國國家通訊社的「中央通訊社」的確是有訓令採訪記者在進行新聞採訪時，配合業務人員做「配合報導」的嫌疑，以增加該社財務收入、補足該社經費不足的窘境。其實這類「業配」作法，早就存在於民營的商業性媒體之間，但由國家通訊社傳出類似「業配」的作法，卻是令人不敢置信的事，因為數十年來中外的國際間有聲譽、有規模的新聞通訊社，都不曾有過如此違反新聞專業及規範的作法；更何況是歷史悠久，在二戰時期被列為世界五大通訊社的中央社。


　
　　中央社是目前我國歷史最久、過去聲望最高的我國新聞傳媒，在民國十六年時當時主導中華民國的國民黨，為了加強新中國的國際宣傳，及供應領土極大的各省市，方興未艾的地方報紙的新聞供應，特別籌設了中央社，以為統一之後的中國作國際宣傳，並融合軍閥久據之後的龐大國家。在無心插柳的情況下，二戰時期將日本與國軍在大陸各地作戰的消息，廣發給世界各地，使世人在知心歐戰之餘也能知道日本在亞洲侵略的事實，所以才有當時世界五大新聞通訊社之並列。


　
　　在過去八、九十年長久的歲月中，中央社不僅為了我國的國際宣傳立下了汗馬功勞，並為我國培訓了大批的新聞尖兵；早期由於中央社是國民黨元老級人物蕭同茲的主持，所以他向中央爭取了足夠的經費，所以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中央社並無經費短缺的問題。甚而在一九四○年代的後期，國共內戰慘烈，國民黨在大陸的政權搖搖欲墜之時，蕭同茲社長仍向當時的中央要了大筆的外匯，轉存於美國花旗銀行，以做為內戰激烈滙錢中斷時，各國分社繼續運作的經費之用。


　
　　國民黨由大陸撤退至台灣後，中央社也由蕭同茲社長妥善安排，分批退到台灣；當時中央社在台北市西寧南路設立總社，在十多年的狹窄空間中繼續努力的工作，為「自由中國」發聲。直到一九六○年代的中期後，改由馬星野先生繼任社長，才在國民黨及中央各部會的協助下，有了台北市松江路的新建大樓。後來再和其他單位改建了現有的志清大樓，這數十年間的辛苦經營，與堅守原則，實在令人敬佩，並且有目共睹。


　
　　但在一九九○年起，已有不同的意見出現。最主要的原因是一個標榜為國家通訊社，為何是長期在國民黨的主持下，而且其經費來源除國民黨補助，與各傳媒的訂用的收費外，不足之數仍是由中央政府各部會協助編列，過着寄人籬下的日子。這種名為「黨營」，實為「國營」的經管方式並不妥當，所以在民進黨立委進入立院後，朝野雙方都努力的使「中央社」以政府的財團法人形式，成為真正的國家通訊社。


　
　　此一步驟的改變並不容易，因為當時民進黨已將中央社定為是「國民黨黨營」，不願承接此一單位，後來經三、四個會期的協調後，才勉強經表決過關。這在當時實是一件很大的工程，也正因為讓反對黨軟化態度，所以自始即同意不編足該社百分百的預算，留下25%至40%的預算，由該社自報社及媒體訂用稿費中自籌。但近年傳統媒體多已經營不利，以致中央社年年須自籌的預算，難以達成；在極端困難中經營而不得不設置了業務單位，並訂定辨法鼓勵員工配合社方提案，透過各種合作方案以分得費用，籌措中央社所需經費，因而造成今日遭受外界質疑，何以獨立客觀的國家通訊社，尚需要員工在外接案求取經費，而可能影響其獨立報導及客觀中立的立場！

　
　　當然，國家通訊社不足預算的編列是立院所造成的現象，值得再加討論考量。例如法國之法新社等國家通訊社，也有同樣的問題，應該了解別國是如何處理同樣的疑難；而美國的美聯社及英國的路透社，則因成立時就是民營公司，他們也受到大環境不佳的影響，都面對着經費不足的萬般困難，而他們又是如何繼續經營的？


　
　　據筆者所知，民營的美聯社、路透社，及後來又勇敢加入的彭博新聞社，都在困難中尋找專家負責可行的服務項目的轉變和增加；例如變為經濟專業的新聞社，或增加影視音頻等新項目的開發，這些轉變勉強可以渡過難關，但處境真是萬分困難。就拿中國大陸的國家通訊社「新華社」來說，其不但有廣大各省市的報社，及其他廣電傳媒的大筆訂費收入，並且有該社經營或合營的事業收入，其最有名的則是將原先只有特殊階層可訂閱的「參考消息」，在二十多年前就開放對全國市場發行，成為當時當時最為暢銷的報紙；其廣佈世界各地的駐外記者，提供了充分的國際新聞，一直至今，這類安排說明遠見及專業的重要性，其穩重的經營，頗為值得我們重視和仿效。


　
　　而中央社名為國家通訊社而實則為經費不足之單位，又加上政黨輪替，不僅無法為中央社做長期規劃，因政黨輪替後就全盤更換經營層，每屆經理階層都各自實驗自已的增加收入的構想，幾番政黨輪替後蹡國家通訊整得完全老樣了。而朝野兩黨最憨皮指責批評的，是將國家通訊社的重要人事案當作是酬庸人員的籌碼，很多原已下崗的舊日中央日報、中國時報、自立早晚報、台灣日報的老新聞同業，都被兩黨酬庸到中央社任官，其中大多沒有通訊社業務背景，無法做開拓新業務之舉，當然會走上員工幫找業務財源之途，所以才造成國家通訊社目前的窘境。


　
　　在這次國家通訊社有小金庫，獎勵在新聞採訪時順便做「業配」以領取業務獎金一事，被立法委員質疑後，得到主管單位文化部證實後，中央社現任董事長陳國祥在聯合報論壇版，發表了數千字的投書，抗議剛執政不久的民進黨做政治人事鬥爭，要逼他提早退職，以便民進黨可作新的人事安排；陳的立論非常奇怪，他不能為制度及國家通訊社的未來，提出可行規劃作出檢討性的的看法，一昧的為自己的官位做維護之辯，真不知新聞專業的經營之道在哪裡，難怪會譲國家通訊社的經營陷入遭人詬病的窘境！


　
　　國家通訊社的悲慘命運，是開始於2000年政黨輪替時，當時執政的民進黨指派的中央社新領導階層，逼退原先社中的的老人，補充他們挑選的友好之士，搞得士氣大亂。但當時他們還能得到民進黨，在政府編列預算時的充分支持下，尚能勉強平順經營；而最糟糕的是國民黨在2008年，再次輪替執政時，一位金姓政客大肆安排並不適任的人物，強行把持社務，做各種耗費經費的革新及高薪延聘自已人入社，又在政府財政困難下，不能編足所需預算，國家通訊社只能自謀生存，從此使中央社陷入了更為嚴重的窘境，以至於今。


　
　　國家通訊社要員工支持業務找財源，成立小金庫發業務獎金，本來就不對，但是誰造成今日的局面呢？為政的人難道不用負責省思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