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風險的記者工作
新聞記者在今天，已是高風險的工作。不論是天災地變，或重大災難，或是戰地、或是恐怖行動、或如警匪槍戰等等，甚至在民間團體的陳情抗議的活動中，亦都易遭到毆打或傷害。
國際保護記者的組織每年有統計（尚不包括重大災難和陳抗活動傷亡在內），光是深入戰亂地區採訪時喪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記者安全及免除危險」Safety of Journalists and the Dangerof Impunity的報告，就曾指出2006至2015十年間，共有827名記者殉職，而2014年駐點西歐及北美的記者死亡人數是0，到了2015年竟攀升至11人。另國際記者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統計，2016年至少有93名記者和媒體工作者殉職，分別死於23個國家的恐怖攻擊和槍擊；尚有29名記者死於兩起空難。歷年記者殉職最嚴重的是2006年，那一年全球共有155名記者喪生。令人怵目驚心！
此次，退伍軍人反年改團體在4月25日陳抗活動中，竟然發生施暴記者事件（無差別、蒙面毆打記者，簡稱「425」毆打記者事件）；之前，猶有「警消不服從」抗議群眾未依原定申請路線，臨時往監察院移動，推擠中部分媒體記者遭莫名毆打，包括TVBS與中視至少四名記者分別被以板凳、旗幟等物捶擊頭部、腹部，造成流血、挫傷與顱內出血，諸此，違法、違憲的犯行，在在令人瞠目結舌！
據警政署的統計，「425」打記者事件，共有84名員警及各家媒體的12名記者受傷；連國際新聞組織及保護記者團體，都高度關注（國際新聞記者聯盟秘書長Anthony Bellanger對受傷的記者表達關切，「無國界記者組織」秘書長德洛瓦更指出：「宣洩對記者的仇恨，是對民主最糟的威脅之一」），讓國家民主法治形象蒙羞，各方譴責聲浪四起，誠令人痛心疾首！
記者的人身安全須受到保障，才能有更全面的新聞自由
大法官釋字第689號（民國100年7月29日），就已指陳，為確保新聞媒體能提供具新聞價值之多元資訊，促進資訊充分流通，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共意見與達成公共監督，以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新聞自由乃不可或缺之機制，應受憲法第十一條所保障。而新聞採訪的行為，則為提供新聞報導內容所不可或缺之資訊蒐集、查證行為，自應為新聞自由所保障之範疇。
換言之，依憲法規定，舉凡阻撓新聞記者合法採訪、侵犯記者合法權益的行為，都是錯誤和不被允許的。由於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泰半是通過大眾媒體、通過新聞記者的採訪才得以實現。記者則是承擔為公眾提供信息的職責，是現代民主社會推進公開透明信息的一個重要的環節；若記者連人身安全都沒有保證，又如何為公眾提供信息或真相耶？！
（圖片來源：wikipedia）
本來民間的陳抗活動，無非在透過國會和媒體爭取社會同情和支持，給政府藉以改善空間的壓力，理應尊重；但若將媒體記者當作洩憤的「替罪羔羊」，無差別地施暴，非僅得不到社會同情，且完全喪失正當性，若遭到司法制裁嚴懲，無異是咎由自取！像這次陳抗的暴力事件，顯已超出表達意見的範圍，尤其對新聞現場採訪的記者施以暴力，實已構成破壞社會秩序的犯罪行為。
復次，陳抗團體在實踐集會自由的過程中，必須負起尊重新聞自由，並約束參與群眾言行的社會責任，檢警在面對記者遭到攻擊時，理應採即時且有效的司法作為，制止暴力、勿枉勿縱，儘速將施暴者繩之以法，確保採訪記者的人身安全。
簡言之，不論從法理情層面觀察或論述分析，各方皆須積極維護自由民主的台灣媒體安全環境，況乎台灣連續兩年的「新聞自由」指數，都被美國「自由之家」和「無國界記者組織」等評為「亞洲一哥」，若再像過去發生的「警察暴力」（如2014年「324」暴力事件），或如此次的退役軍人打記者事件案例，則臺灣的民主法治形象蕩然，將會造成無可彌補的嚴重損失！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大家應及早以行動，掃除「暴力」的「暴戾之氣」，還以臺灣朗朗乾坤、清明的新貌！
不只記者，產官學界都該加強保護記者安全的理念與作為
也就是說，今天的全方位保護記者安全理念和作為，是上下縱橫，一種統合性的作為；亦須從記者建立工作自律、強化安全意識和防範做起。諸如，採訪民眾抗爭、暴動活動，應確實配戴安全帽，服裝及器材應儘量輕便並可明顯辨識；避免激怒任一方群眾或主動挑起紛爭，可選擇附近之制高點，有利掌握現場動態，並可遠離 群眾，避免危險，於發生警民衝突時，應立即避開雙方之直接衝擊，並隨時觀察周圍情形，避免遭拒馬、蛇籠等阻絕設施刺傷，或遭群眾丟擲之物品所傷等等。
政府、學界與社會也應加強推廣媒體識讀教育，認知媒體「第四權」的重要性，視保護記者安全為理所當然的要務；且須多方設法積極改善媒體的種切負面形象。而媒體經營者亦須落實「職業安全衛生法」的作為，亦須責成法務人員，平時提供法律安全保護常識，遇有事故，除協助受傷記者就醫復原，更須主動協助訴訟，懲戒不法；而同業工會則設法廣籌「記者保護基金」，支應會員發起賠償訴訟等等，同時，最好能集中人力財力支援遭暴力傷害的記者，發動輿論力量譴責，督促政府、司法、國會，做好保護記者採訪的安全網，以提升臺灣的民主法治的優質形象等等，不一而足。
概括而言，台灣在維護新聞自由和採訪權的法理層面，已粗具民主法治基礎，但在若干保護記者安全的規範，仍嫌不夠週延；例如2014年「324」的警察施暴記者事件中，後來就增補訂定「保障新聞記者採訪權處理原則」，便是「精益求精」的做法，像包括一、不可阻撓、阻隔、干預、驅離、逮捕、暴力對待記者；二、除非記者提出要求，不可以保護記者為由任意驅離記者；三、凡持有記者證、媒體服務證、以及可茲辨識為記者之衣、物、器材等物品，不可阻礙記者工作，而公民在現場記錄事實的權利，應該受到保護，警察不僅不能攻擊記者，也不能攻擊所有在現場記錄真實的公民。
在我國的憲法有保障新聞自由，亦有世界人權宣言的依憑，還有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力國際公約」等，均指出：記者有權不被拘捕、扣押或沒法理解釋下驅逐流放，便是一個進步的做法；但在陳抗團體對記者施暴罪行後，仍須由國會加強補正若干規範，得以「導懲兼施」，除暴安良。
然則，在已有的維護社會治安相關法律部分，政府、司法、警政等單位，多未能嚴格執法，致公權力不彰，蒙上暴力陰影，反助長社會暴戾之氣，殃及媒體，亦實難推卸責任。
國際上已有許多組織從事記者保護的工作，臺灣也該積極參與
如今網路資訊http://www.ifj.org/發達，世界已如「地球村」，互通有無，各民主國家對保護記者安全皆多有共識，並有多元化的合作支援，我國亦須積極參與，強化臺灣的自由民主形象。所謂「德不孤，道有鄰」，更與「臺灣走出去，世界走進來」的宣示，若合符節，意義深遠，值得朝野和媒體大力推動！
而不論是設立於美國紐約的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國際記者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IFJ）等機構組織，或是自由撰稿人安全原則（Freelance Journalist Safety Principles）、「生命線支持處境危急的公民社會組織援助基金」（The Lifeline Embattled CSO Assistance Fund）等提供協助的條例原則與基金，可以參考此網頁，有較為完整的介紹與整理。
而這些全球性保護記者安全組織或基金，泰半基於伸張公義，維護新聞自由，並維護世界和平為宗旨，義不容辭地出錢出力為新聞工作者，提供援助和服務，德行高潔，為世人口碑載道；臺灣作為自由民主世界的一分子，積極參與這類國際性保護記者安全組織，正是時候了！
